尹蕾、杨康宁 | 明代礼乐发端——朱元璋吴元年礼乐政举及其历史意义

 礼乐，是华夏文化传统的象征，是中国古代国家用乐体系的最高典范。周之后建立的郊庙制度，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，被历代朝廷认同、承继与奉行，成为中国古代衡量华夷的主要标准之一。元朝是少数民族政权，其执政期间，不可避免地将草原文化带入宫廷，对华夏礼乐产生了冲击：“元时，古乐俱废，惟淫词艳曲，更唱迭和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，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，谐戏殿庭。”[1]

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语境下，面对前朝蒙元带来的胡俗、胡风对华夏文化的影响，明朝的建立必然以循周礼、依唐宋，全面恢复华夏礼乐体系为开端。因此，朱元璋建国之初的第一要务就是重建华夏礼乐文化。“明太祖初定天下，他务未遑，首开礼、乐二局，广征耆儒，分曹究讨。”[2]朱元璋召集宋濂、詹同、冷谦等人共定雅乐，以革除蒙元胡俗、恢复三代乐统为己任，迎合元末以来文人士大夫要求恢复华夏礼乐的诉求，显示出其重视礼乐、重建儒家文化的政治目标。

元末，天下大乱，各地纷纷起义，规模空前，朱元璋趁机发展壮大。其深谋远虑，胸怀韬略，初定江南便着手建立各项官府机构。元至正十六年（公元1356年），朱元璋攻占集庆（即应天），开创基业，并着手为统一天下而准备，谒孔庙、尊儒学，笼络人心、网罗人才朱元璋（见表1）。

朱元璋在长期反元斗争中，逐渐接受儒学的影响，至正二十五年九月丙辰朔（公元1365年9月16日），其攻克应天府后，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：“置国子学，以故集庆路学为之。设博士、助教、学正、学录、典乐、典书、典膳等官，以许存仁为博士。”[3]“典乐”一词早在《尚书·舜典》中便已有“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胄子”[4]的记载。西汉末，王莽改大鸿胪为典乐后，典乐成为中国古代宫廷常设的掌管礼乐官职之一。国子学设典乐，为释奠孔子专用，表明朱元璋开始确立儒家的地位，在争取获得更多汉族儒士、士大夫阶层支持的同时，更是表露出其剑指天下的雄心。至正二十六年（公元1366年），其又命建庙社和宫室，祭告山川。至此，华夏固有礼乐传统文化的有序发展，奠定了明代礼乐建设的基础。

“吴元年”，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前的年号，即公元1367年。次年正月初四，朱元璋登基称帝，建立大明王朝，改年号为“洪武”。“吴元年”仅为一年，但朱元璋利用这一年积极地为登基称帝作准备，即朱元璋称帝的筹备年，已充分显露其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朱元璋正式启动礼乐建设，使用道士和道童担任国家礼乐活动，进而影响明代礼乐的发展走向，对明代礼乐建设具有奠基意义。其相关活动见表2。

（一）选乐舞生

朱元璋对从事礼乐活动的人选（乐舞生）有特殊要求，即“俊秀道童”。选择道童为乐舞生的原因，据《太常续考》载：“凡此者，多孤处云居栖岩屋树，是则宜其修也。”[5]此后又逐步增设格神郎、五音都提点、知观等职掌管神乐观事务，均由道士担任，并给予其格外优厚的待遇：“今见修道士某虽未若此，其志已处清虚，特命职格神郎五音都提点正一仙官领神乐观事。”[6]祝允明在《前闻记》中也有记载：“自敬天事神，至于礼乐末节，罔不究心。以乐生不娶颛洁，特创神乐观居之，俾从黄冠之列，瞻给优厚，所辖钱粮，例不刷卷。”[7]“吴元年”开启了明代国家太常雅乐由黄冠羽流担任的惯例，明代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由道士担任国家礼乐活动的时代。

然而，明代前承蒙元，并非汉族政权，其仪也多依蒙古旧俗：“元之有国，肇兴朔漠，朝会燕飨之礼，多从本俗。……大飨宗亲、锡宴大臣，犹用本俗之礼为多。”[8]因此，吴元年开始礼乐建设，面临的困境显而易见。《明书·乐律志》载：“明太祖加意正乐，能绝繁音、规纯淡。坐朝叹息，力求元声，尽治外治内之心，而琴悲瑟泪绝响庙庭，天章手发清籁寤怀。”[9]吴元年七月乙亥（公元1367年7月27日），被匆匆召集起来的道童对雅乐并不熟谙，甚至学士朱升、范权等人，虽然均为制定宗庙时享、斋戒等国家礼乐之人，但对音律和声谱也不精通。史载朱元璋亲自击磬测试，朱升却不辨五音：“上御戟门召学士朱升及范权领乐舞生入见，设雅乐阅试之。上亲击石磬，命升辨识五音，升不能审，以宫音为徵音。”[10]

（二）置太常司、教坊司

太常，历来为中国古代掌管国家祭祀礼乐的机构，由其承办国家祭祀等重大活动。吴元年，朱元璋在西吴的政权开启官府机构建设，秋七月辛丑（公元1367年8月22日），朱元璋命设太常司等部门，“每司设卿正三品，少卿正四品，丞正五品，太常司典簿、协律郎、博士正七品。”[11]吴元年七月（公元1367年8月），设立太常司和协律郎，意味着这个尚未完成国家统一、偏居东南一隅的地方政权已开始有意识地建设国家礼乐体系。

吴元年，朱元璋初设协律郎，定为正七品。在此后明朝的两百余年间，太常机构的职官、品秩、人员数目历经多次调整：洪武十三年（公元1380年）更为正八品，并设从九品司乐；嘉靖年间，协律郎由两人增至五人；隆庆三年七月壬辰（公元1569年），设议革太常寺协律郎等官员48员；万历六年，复设协律郎，如嘉靖年间旧制。但该职位总体较为稳定，在国家礼乐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吴元年十二月丁未（公元1367年12月26日），朱元璋再置教坊司，管理国家朝会、燕飨、品冠、婚礼等仪式用乐，均以乐工承应用乐：“置教坊司，秩正九品，掌宴会音乐，以乐工为之。设大使、副使各一人、和声郎二人。”[12]教坊司内设和声郎（后改称奉銮），左、右韶乐，左、右司乐等官职。和声郎和协律郎在礼乐仪式中均具有指挥、协调和统领的作用，奏乐时常执麾总掌乐舞。从品阶看，吴元年教坊司品秩最高的为大使之职，不过正九品，和声郎则在其下。其后，和声郎改称奉銮，为正九品。协律郎在吴元年为七品，其后官秩虽有所变化，但品阶一直高于和声郎。

（三）制乐章声谱

吴元年八月甲寅（公元1367年9月4日），朱元璋“命协律郎冷谦协乐章声谱，令乐生肄习之”[13]。

冷谦，为元末明初湖广武陵人，字启敬，号龙阳子。冷谦有较高的音乐造诣，《明会要》载其“精音律，善鼓瑟。元末，以黄冠隐吴山”[14]。著有《太古遗音》《冷仙琴声十六法》[15]《修龄要指》等道派琴学论著，元末许多学琴者均趋其门，以至世人传其有仙术，可以画壁为门。成化年间，黄瑜所著《双槐岁钞》载其：“飘飘然有尘外之趣。”冷谦其人其事在《明会典·卷21》《国朝献征录·卷118·冷协律谦传》中均有收录，但语焉不详。《国琛集》载冷谦官至礼部尚书，此事未见于其他史料记载，此处存疑[16]。

朱元璋广选精通音律之人，颇有声望的冷谦也在应召之列，担任明初的国家正乐之职。《双槐岁钞》：“国初授太常司协律郎。洪武元年五月，诏校正音乐。太常少卿陈昧、翰林学士詹同、待制王祎与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庙诸乐章，起敬裁定为多。”[17]虽然詹同等人也参与了礼乐制定，但冷谦才是其中的主导者。朱元璋授其协律郎之职，令其校定音律及编钟、编磬、琵琶、箜篌等乐器，并厘定雅乐、协乐章声谱，负责国初礼乐事宜。并斧正制定出宗庙中和韶乐、朝廷大乐及迎膳乐等礼乐。

唐枢《国琛集》载：“其（冷谦）韶乐大抵因王虔休、蔡氏《新书》，能究其辞意。而加以四清声，音律尖高，非昔比矣。”[18]王虔休[19]为唐代将领，本名延贵，字君佐。后累加御史大夫，赐名虔休。王虔休对音律颇为精通，在潞州时，“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，虔休因令造此曲（《诞圣乐曲》）以进，今《中和乐》起此也。”[20]王虔休为庆贺德宗的诞辰，以此曲进献。德宗根据此曲编排舞蹈，于“中和节”时大宴群臣，演出《中和乐》。因此，《国琛集》所言是指冷谦以蔡元定《律学新说》为基础，仿照王虔休“中和乐”以定明代之礼乐。

冷谦在明初所定声谱对明代雅乐有深远影响，朱载堉在《律吕精义》中赞道：“国初冷谦，深知撰谱之理，至今神乐观人人皆能道之，惟攻儒业者未暇考耳。今摘刘氏乐谱以见其失，复摘冷氏所撰之乐谱数句以见其得，俾初学撰谱者知所取舍。”[21]由此可知，至少在万历年间，掌吉礼用乐的神乐观乐舞生仍熟悉冷谦所定声谱，其对明代雅乐的贡献可见一斑。但由于明中期儒道冲突矛盾加剧，身为道流的冷谦所定声谱已不为当时儒士所重视。但作为明代第一任协律郎，冷谦亲自教习、训练神乐观道童，协音律、制声谱，为明代雅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是明代礼乐文化的开启者和奠基人。

（四）制石磬、琴瑟

吴元年九月辛丑（公元1367年10月21日），朱元璋“命于泗州灵璧取石制磬，湖州采桐梓制琴瑟”[22]。

《周礼》载先秦时期，不同祭祀需选用不同形制、质地和生长区域的材料制作乐器（见表3）。

历代制礼作乐，均以复雅为正，因循周礼。磬、琴、瑟等均为宫悬乐器，是雅乐所必备。《国琛集》记载有明太祖向冷谦问询八音之理，对曰：“闻磬声，关系本朝士臣廉节。”[23]可见这些乐器在士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吴元年九月甲戌朔（9月24日），太庙建成[24]。辛丑（10月21日），朱元璋便命采桐梓制琴瑟，取灵璧石制磬；是年十月，令人着手考正四庙雅乐。洪武元年春正月丙子（公元1368年1月24日），朱元璋又下诏，要求按照事生之仪制作太庙所用祭器和服御。所制之磬于泗州取石，所制琴瑟于湖州取材，充分体现出明初对雅乐制定的重视。也表明除了功成作乐的惯例，华夏儒家在历经胡元之世后，对礼乐产生的愈显迫切的心理诉求。

曹昭在《格古要论》中论及灵璧石：“灵璧石出凤阳府宿州灵璧县，在深山中掘之，乃见其色黑如漆，间有细白纹。如玉者有卧砂，不起峰者亦无岩岫。洪武初年，取其石作磬，给赐各府文庙，其色灰白，其声清逸，吉安、南昌府学皆有之。”[25]宿州和泗州在明代均属凤阳府管辖。从曹昭言论中可知，朱元璋不仅取灵璧石制石磬用于宗庙，且颁于各府学文庙，作为祭祀先师孔子的礼乐器。

（五）正宗庙乐、定乐舞之制

吴元年冬十月，朱元璋着手为其四世祖先制定庙乐，即德祖朱百六考妣、懿祖朱四九考妣、熙祖朱初一考妣及仁祖朱世珍（朱五四）考妣。冬十月戊午（公元1367年11月7日），“考正四庙雅乐，命协律郎冷谦校定音律及编钟、编磬等器。”[26]十月癸亥（11月12日），“定乐舞之制。乐生用道童如故，舞生以军民俊秀子弟为之，文武各六十四人。文生，唐帽、紫大袖袍、执羽籥。武生，唐帽、绛大袖袍、执干戚，俱革带、皂靴。寻，改用幞头、绯紫袍，靴带仍旧。”[27]

庙乐即为宗庙乐，是祭祀宗庙祖先时使用的，属吉礼大祀用乐。《明史》载，朱元璋命于宫城东南，各为一庙，均为南向，共四庙，每庙中室奉神主。当时参与制定庙乐的除冷谦外，还有陶安、詹同等人。同时，乐舞生人数和冠服也均统一了规格。乐舞生由乐生与舞生组成，各设64人，可知所备为八佾之舞，衍之周礼，为礼乐最高规格，在圜丘、方泽、祈谷、宗庙、夕月、社稷、先师、朝日、先农等各类祭祀活动中承担乐舞“表演”。

（六）其他登基准备

朱元璋建设了郊坛，并定下登基所用礼仪，包括即位仪、开读诏赦仪等，反映出朱元璋对开国礼乐的谨慎与重视。

吴元年八月癸丑（公元1367年9月3日），圜丘、方丘和社稷坛建成，十一月甲午（公元1367年12月13日），朱元璋前往南郊，亲自察看圜丘，强调“郊祀之礼，非尚虚文，正为天下生灵祈福，予安敢不尽其诚”[28]，即不必尽合古制，但必要尽显诚敬。吴元年十二月辛酉（公元1368年1月9日），李善长进献拟定的即位仪，定于仪式当天清晨，皇帝着衮冕登上御座，用大乐鼓吹；随后遣官册立皇后和皇太子。十二月丁卯（公元1368年1月15日），拟定开读诏赦仪，在殿前南侧设乐，用教坊司乐工。

古代建国均有制定一代礼乐的政治理想，正所谓“王者功成作乐”。反之，新时期制礼作乐活动的展开，也标志着新一代音乐历史的开启。新朝代常是以武力取代旧的势力，建国之初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各项礼乐活动一般以沿用前代为主，待条件具备才开始制定本朝礼乐，因此，一般而言，音乐史往往滞后于政治史。如，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，但在隋初一直沿用前代之乐，历经开皇乐议旷日持久的讨论，直至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（公元590年1月16日），隋文帝才提及制礼作乐：“朕祗承天命，清荡万方。百王衰敝之后，兆庶浇浮之日，圣人遗训，扫地俱尽，制礼作乐，今也其时。”[29]并言自己情存古乐，深思雅道，欲更调律吕，改张琴瑟，搜访知乐之人，并命太常牛弘、许善心等议定作乐。唐高祖登基：“时，军国多务，未遑改创，乐府尚用隋氏旧文。武德九年，始命孝孙修订雅乐。至贞观二年六月，奏之。”[30]其他朝代也莫不如此。

但朱元璋不同，在尚为吴王、未安定天下之时，便迫不及待地着手进行礼乐建设：“明太祖初定天下，他务未遑，首开礼、乐二局，广征耆儒，分曹究讨。”[31]这与当时的政治局面有关。元朝为少数民族政权，在其执政期间，不可避免地将草原文化带入宫廷，对华夏礼乐产生了冲击：“元时，古乐俱废，惟淫词艳曲，更唱迭和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，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，谐戏殿庭。”[32]历经蒙元少数民族统治后，汉族对华夏文明的追求已成为当时儒士迫切的心理诉求。在《讨元檄文》中，朱元璋提出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立纲陈纪，救济斯民”[33]的纲领，重建华夏礼乐、恢复儒家道统的思想方略就是其中重要的环节，对团结南方儒士、争取最大范围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。

正因如此，朱元璋在吴元年便大张旗鼓制礼作乐，除了为登基建国作准备外，更重要的是争取最广泛的支持，尤其是南方儒士的支持，迎合其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。从吴元年参与制礼作乐的人员刘基、宋濂、朱升、叶琛、章溢，以及制定雅乐的冷谦等人身上便可一窥端倪。因此，吴元年的礼乐建设必然以革除胡俗、胡风，重建华夏礼乐文化为根本目标。朱元璋召集宋濂、詹同、冷谦等人共定雅乐，以革除蒙元胡俗、恢复三代乐统为己任，迎合元末以来文人士大夫要求恢复华夏礼乐的诉求，显示出其重视礼乐、重建儒家文化的政治目标。

礼乐，是中国古代国家用乐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统治者获得文化认同、彰显正统身份的重要举措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。“王者功成作乐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历代建国均以建设一代之礼乐作为政治目标之一。朱元璋虽出身寒微，但十分重视礼法建设，自元末至正年间起，便逐步推进礼乐建设。至正二十四年，其曾告谕群臣礼法乃是国家纪纲法度之本。吴元年，朱元璋遍选乐舞生，定乐舞之制，置教坊司，设和声郎、左右韶乐、左右司乐，协雅乐，建圜丘，制定了一系列礼乐仪式规章制度，为洪武元年的登基大典及国家礼乐建设作了较充分的准备，标志着有明一代礼乐建设全面拉开了帷幕。

虽然受当时条件所限，且各项礼仪制定略显仓促：“国初登极礼仪，吴元年所定。用王礼、颇略，故不载。至洪武元年高皇正大位，其仪始详。”[34]甚至所召集的乐舞生及儒臣并不十分精通礼乐，但其意义重大。对于明代，吴元年是开启礼乐建设的一年，以恢复古乐、重建华夏礼乐为核心的明代制礼作乐活动由此拉开序幕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吴元年的礼乐建设并非敷衍仓促而行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制礼作乐，具有明代礼乐开端的重要意义。朱元璋命深谙音律的冷谦协声谱、调宫悬、正雅乐，任用黄冠羽流承应国家雅乐，表现出与元代完全不同的礼乐观念，奠定了此后二百余年明代太常用乐的基础，开创了明代礼乐文化的新纪元。吴元年这一年号，仅存在一年，但成为元明两朝交替的节点，是有明一代制礼作乐的起点，亦是明代礼乐建设之发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