观点｜傅国涌：从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，我们能学到什么？

教育不是一个结果，而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。一个人的生命能否展开，起点在教育，尤其是学校教育。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给一个人提供最初的翅膀，他的生命是无法展开的。

20世纪的中国，在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有不少人只读过小学、中学，没有读过大学。

比如范用，中国最优秀的出版家之一，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、总经理，是小学毕业。著名作曲家周大风，十几岁就开始谱曲，他也只读过小学。金克木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，也是小学生。

▲范用先生（左） 

中学生里面，后来成大气候的有钱穆、叶圣陶、梁漱溟等人。他们受到的中小学教育，足够给他这样的翅膀。

所以我常常认为，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它的高等教育，而是基础教育。十几年前，我只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，后来慢慢开始关注中学，2006年春天出版了一本《过去的中学》，后来就关注到小学，出版了《过去的小学》。

傅国涌

历史学者，自由撰稿人

当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，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，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。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金庸传》《百年寻梦》《叶公超传》《追寻失去的传统》《1949年：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《发现廿八都》《开门见山》等。

晚清有个状元张謇，南通人，他是一个实业家，也是教育家，他有句名言叫“父教育”“母实业”。在他看来，教育比实业更重要。他本来想办教育，但是没钱，就先办企业，挣了钱再办学校。

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——南通师范学校，就是他于1902年创立的，比官办的师范学堂要早很多。

他到日本考察，从幼儿园到小学、中学，把门窗比例、桌椅板凳的高矮都记下来，连厕所、厨房的门都量，回来以后照着做。他发现，很多最简单的东西中国人都做不了，因为没有经验，所以他一开始就模仿日本。中国最早的教科书也是请日本人帮助编的，就是1902年到1904年完成的第一套完整的小学教科书。

▲南通师范学校的前身，通州民立师范学校

大多数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校长，今天的人已经不太熟悉他们的名字了，除了个别像陶行知、经亨颐、张伯苓大家还知道。

林励儒是北师大附中校长，后来做北师大校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；赵君达，天津耀华中学校长；高凤山，汇文中学校长；周厚枢，扬州中学校长；王人驹，做过浙江永嘉县、海宁县的教育局长，他一生最重要的职务却是，永嘉县永昌小学的校长；刘百川，镇江一个小学的校长，后来是江苏省教育厅的督学。

这些人有的当时非常有名，但今天的我们已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比如刘百川我是今年才知道，因为刚刚出版了他的《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》，非常精彩。王人驹的后人自编了《王人驹文集》，寄了一本给我，我才知道原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温州籍的教育家，他不光有理念，而且有实践。

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，名校的和非名校的，一同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教育家群体。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那些有名的大教育家，那个时代的教育还不一定就有多好，只有出现大量不太有名的、普通的，具有教育家气质、能力和情怀的人，这个民族的教育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。

教育都是人的教育，而不是非人的教育，学生、老师、校长都可以在学校里快乐地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。

民国时代的老师，普遍认为学生身上有巨大的潜能，他们愿意在一个自由、舒展、开放的状态下跟学生交流，这种交流不是自上而下的，而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交流。所以，我把民国的教育称为有温度的教育。

温度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生命的交流，有那种爱的关怀，有怜悯。学习是一种生命状态，不是技术性的，你把它变成技术活儿，大家都会很苦。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校歌，就知道那时候的中小学是什么样的。

北师大附中的校歌是这样的：

附中，正正堂堂本校风，我们莫忘了诚、爱、勤、勇。你是个海啊，含真理无穷。你是个神啊，愿人生大同。附中，太阳照着你笑容，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。

多美好，北师大附中是中国顶级的中学，有110年历史，很多名流都从这里毕业。20年代的校歌让我们看到它的从容和自信，校歌的背后是学校，是老师、校长、学生，校歌的背后就是人。

再看天津南开中学的校歌：

渤海之滨，白河之津，巍巍我南开精神。汲汲锓锓，月异日新，发煌我前途无垠。美哉，大仁智勇真纯，以铸以陶，文质彬彬。渤海之滨，白河之津，巍巍我南开精神。

上海位育中小学的校歌：

黄浦江，水泱泱，大小朋友聚一堂。用我手，用我脑，大家工作一齐忙。莫怕工作忙，身心俱康强。国旗兮飞扬，庭树兮芬芳，琴韵兮悠扬。爱我国，爱我校，爱我先生，爱我同窗。人生目的不可忘，将来国事谁担当？创造，创造，生长，生长，位育意义深且长。

位育有中学也有小学，至少出过8个大学校长，有同济大学的，有北京大学的，有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校长，还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。

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的校歌：

群峰围广地，绿草碧如湖。患难来求学，勤勉倍往初。试一问：三忠高镇名圣湖，烟雨轻笼鸳鸯湖，英冢胜光碧浪湖，千秋胜景今如何？不堪敌马纷纷踹，无奈灾黎惨惨呼。忍令河山遂改色，誓倾汗血洗尘污。伯兄居前导，仲昆更后扶。钱江冲浪过，策马入名都！

这所学校是由四所中学组成的，包括浙江省高级中学，浙江省嘉兴中学，浙江省湖州中学，杭州女子初中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杭嘉湖地区沦陷，这四所学校都逃到了丽水碧湖山里面。在这里组建了两所学校，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和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。钦本立、金庸等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。

▲ 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的毕业证书

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有点累，那个时候的初中生就能接受这样的半文言。这是他们的校长、一位数学老师写的，音乐老师谱的曲，全校传唱。第三句中的三个湖，指的是三个地方——杭、嘉、湖。三忠高镇名圣湖，是杭州西湖。为什么叫三忠高镇？杭州有三忠，岳飞、于谦、张煌言。烟雨轻笼鸳鸯湖，是说嘉兴南湖。英冢胜光碧浪湖，是湖州。因为蒋介石的一个把兄弟陈其美是湖州人，他的墓在湖州，所以叫英冢。英是英雄嘛，英雄的墓在这碧浪湖畔。

下面是浙江衢州中学抗战时期的校歌，金庸的高中最后是在这里毕业的：

三衢要冲，九峰巍立，万壑争流水滔滔，聚千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，适应抗战中需要。狮子般力量，骆驼般精神，勇猛、沉着，钢铁般意志，陶冶、训练、不屈不挠，哪怕世界狂涛，哪怕顽敌凶暴，同学们，增进智能，负起责任，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。

江苏镇江穆源小学的校歌：

大江之滨古谷阳，浩气贯朱方。书声琅琅，弦歌一堂，桃李芬芳。春风吹，钟声扬，莫负好时光。江水泱泱，山光茫茫，前途永无疆！

河南省第四小学的校歌：

是人都当上学，上学就是学做人。小朋友啊，你看这校宇空敞，园景美丽，唱歌跳舞何等有趣。我先生，我同学，努力、努力，愿我河南省立四小，人人快乐，永享荣誉。

“人人快乐”，这多美好，小学生喜欢这样的歌词。

下面是江苏省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，汪曾祺的母校，因为他的缘故，这首校歌就流传下来了：

西挹神山爽气，东来邻寺疏钟，看吾校巍巍峻宇，连云栉比列其中。半城半郭尘嚣远，无女无男教育同。桃红李白，芬芳馥郁，一堂济济坐春风。愿少年，乘风破浪，他日毋忘化雨功！

这是他们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写的，这位老师成了汪曾祺一生的惦念。他60岁以后还以这位老师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。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，第一就是这位老师，第二才是沈从文先生。没有这位老师，即使后来遇到沈从文先生也可能没用，因为你少年时代没有那根线布在那里。

少年时代一定要有一根线索，大了以后遇到能点亮你的人，那根线点起来了，生命的灯就亮了。

我看了很多校歌，其中有自信、自尊，有追求知识的庄严美好的感受，我感到这些校歌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，就是地域性、审美性和人文性。

▲ 上海南门教会学校，孩子们正在做哑铃操

对学校所在地域的山水草木的描述，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中，世世代代都是非常重视的。 地域文化正是构成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当清兵南下，横扫整个中国的时候，江南的士大夫领导民众起来抵抗，靠的是地域文化的一种积累。

单纯的武力抵抗是没有力量的，真正的抵抗还是文化。日本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，他们为侵略中国几乎做了50年的准备。在这50年当中，他们对中国地域、矿产、文化等各个方面，做了地毯式的调查，各种调查报告之细密，水平之高，用力之深，让我们今天看了仍触目惊心。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真是到了骨髓里。

1932年1月28日，“一二八事变”，他们进攻上海，首先想炸毁的不是军事基地，而是商务印书馆，因为商务印书馆是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。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摧毁，这个民族就真正被摧毁了。

▲ 1932年“一 · 二八”事变中被毁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

但是今天，中国的地域文化正在被削弱、被摧毁。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，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，很大意义上不只是经典的传承，更是地域文化的传承。有什么全国文化吗？孔子文化不就是鲁文化吗？屈原文化不就是楚文化吗？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。如果没有了地域文化，就没有了个性，没有了差异，没有了不同的面孔，没有了从各自地域生长出来的风俗、思想。地域性其实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脉。

审美性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东西，我们看到那些校歌里面都有很美的一面，都有桃李芬芳的一面。桃李芬芳最初并不是用来比喻教书育人的，只是对纯粹自然的描述，慢慢变成了教书育人的一个比喻。

人文性刚才已讲了很多，就是蕴含在校歌背后的东西，他们的那种自信，对知识的追求。

▲ 钱穆先生的《新亚校歌》手稿 | 图源：香港中文大学

第一，是人的教育。人不是工具，人是目的。殷海光曾说，“自由的伦理基础就是把人当人”，我把这句话借过来，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什么？也是把人当人。

第二，就是解决了教育的独立性问题。我们今天的小学是为中学而存在的，中学是为大学而存在的，各自都是不独立的，只不过这个流水线上的一环。但在民国，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自成格局。小学就是小学，中学就是中学，大学就是大学。因为，更多的小学生不一定读中学，更多的中学生不一定读大学，那个时候受教育的机会也少。由此反推，小学阶段要完成一个人成为公民，成为一个社会人的使命，他要到社会上去工作，要成为父亲、母亲，那就必须在这个阶段接受应有的教育。中学也一样，都要完成本阶段应该完成的目标。

杭州高级中学不是为浙江大学而存在的，北师大附中不是为北师大和北大而存在的。作为一所中学，它有自己的尊严、有自己的体面，骄傲地存在于这个社会。它的学生无须因为考上某个名牌大学而为母校争得荣誉，他在这个阶段所受的教育，滋养了他的一生，装备了他的一生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不是因为学生分数考得高，这个学校才是好学校，而是因为这个学校养育出来的人品质好、学习好，在社会上口碑好，这个学校才是好学校。他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，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。评价体系的背后是什么？就是整个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。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扭曲了、失衡了，一切就都变态了。

教育应该是正能量，为这个社会提供建设力。民国时代，虽然兵荒马乱，山河破碎，但是人心没有碎，那个时候的学校教育是在为社会建设提供正能量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负能量和破坏力，如果我们加大这个正能量和建设力，负能量和破坏力就减弱了。每一个人做一点，整个格局就撑开了，空间是撑开的，时间是争来的，一切都在自己的作为。

我的一生从来没有遇到一所好学校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读的都是最普通、最烂的学校，但我曾遇到过好老师。

我14岁时遇到一位老师，告诉我怎么写文章，他只教了我三句话，却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他其实只教了我叙事的技术。我当时写了一篇作文，被我的语文老师看上了，她拿给她的先生看。她先生是我们县里的文章高手，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。

我被叫到老师的宿舍，他跟我大约说了5分钟。他说你这篇作文写得不错，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，他告诉我叙事的文章要怎么写，“你是写捉螃蟹，你要写——先抓大的，再抓中等的，然后再抓小的。”当时我不大懂，只是按照他说的去修改了，后来发表了。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说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要这样写文章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就叫层次，这就叫具体，这就叫细节，这就叫鲜活。他教会我这个技术，我现在可以得心应手的运用，与我的的生命融为一体了，所以我可以把历史细节用好的叙事表达出来。

然后，在我十八、九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二位老师，他教了我好几句话。第一句，在学术上不要搞空对空导弹，要搞地对空导弹，就是要脚踏实地。第二句，写文章要以小见大，从小切口切入，写大问题。第三句话是告诫我，你要在学术上训练自己10年。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写东西，他说你不要急于写东西，你写读书笔记，十年后再来写自己的东西。他说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10年后再开始写，肯定行。

我当时心里不怎么服气，其实我是过了12年才开始写东西。20多年后我更加明白了，老师说的完全正确。没有他说的这个10年论，我肯定不行。很多有才气的80后，我发现他们多数人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，就是太急躁了，不愿意等待。需要早一点成名、买房子，因为娶老婆没房子谁嫁给你？很现实嘛。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被房子压弯了腰，等待10年是一个奢侈的事。

我生命中的第三位老师是28岁那年才遇到的。我觉得时间都是对的，14岁遇到一位，18岁遇到一位，28岁遇到一位，如果没有前面两位，第三位遇到也没用。

这一位，如果不是他找我，我还不敢去找他。许良英先生是三卷本《爱因斯坦文集》的编译者，在科学史领域很有影响。他找到我，给我很多批评，当然也给我一些鼓励。但是他的鼓励带着温度，我知道他很喜欢我，他的批评有一些我听不进去，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批评。

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交往，一直到现在，他已经92岁了。我28岁以来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，我们几乎每月都会通一封信。他不喜欢打电话，喜欢写信，这是老辈知识分子的习惯。他给我的信可能有好几百封了，我们什么都谈，谈思想、谈学问、谈人，谈中国的事，谈世界上的事，谈科学上的事、文化的事、政治的事……我1995年认识他，4年之后，1999年，我开始写东西。

我的故事没有普遍性，但从中能够看出，一个人的生命中，假如在小学就遇到一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老师有多重要。金庸就遇到一位小学语文老师，给他的教诲影响到他几十年后办报。很多人都说，小时候的某一位老师、某一件事影响了自己的一生，专业的方向、最后的造化。

汪曾祺母校的校歌里最后那句话，真的非常棒，“他日毋忘化雨功”。

本文原刊于《读写月报 · 新教育》2012年第11期，原题为〈我们能从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学到什么？〉